论书法创作中的笔性与悟性

作者:倪文东 来源:原创 日期:2013/5/11 11:03:08 人气:5 标签:

书法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因此,书法家必须经过“技进乎道”的转换过程,即由初级的、低级的、长期的临摹和书写,逐渐过渡到艺术作品的创造阶段,挥洒自如,个性突出,超妙入神。而这一过渡则是最为关键,也是最艰难的过程。这里不仅需要长期、艰苦的技法训练,而且需要思想意识的超越、改变和特殊的艺术感悟能力的参与。近年来,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在评审或评价一幅书法作品时,首先要从这幅作品中看作者是否有悟性,笔性好不好。这里所谓的“悟性”和“笔性”,是指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情、修养、气质、思维和艺术感觉。所以重视对艺术作品的第一感觉,看重作者的才气和全面修养,不斤斤计较一点一画的得失,是目前评价和判断书法作品的基本要求和普遍规律。但是,这些评价和判断,都是在技法层面达到基本要求(如临摹有源、笔法娴熟、结字严谨、章法自然、款印和谐等)之后的更高要求。如果一个书法作者连基本的技法层面的要求都没有达到,那就需要加倍努力,在临摹实践方面下大功夫。这里我们所说的“笔性”和“悟性”,实际上也是指书法家在创作时的形象思维活动,是他的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在书法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一个书法家,想象力丰富,在创作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和联想,自然会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佳作。


1. 笔性与心性


书法创作中的“笔性”与书法家的“心性”是一致的,是有关联的。正如陆维钊在《书法述要》里所言,书法成就之高下,除学问修养外,其初步条件有二:“其一属于心灵的,要看其人想象力高下;如对模糊剥落之碑版,不能窥测其用笔结构者,其想象力弱,其学习成就必有限。其二属于肌肉的,要看其人手指上神经灵敏不灵敏;如心欲如此,而手指动作不能恰如其分,则其神经迟钝,其学习成绩也必受到限制。此即所谓不能得之心而应之手也。……故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得于心而不能应于手,往往大致粗似,不能达到丝丝入扣之地步。”(1)我们说,心性好,有才气和情致的书法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其作品自然会超妙如神,个性突出,风格鲜明。面对古代碑版中的模糊剥落,定会有自己准确的判断和复原。而心性差点,想象力弱的人则未必能达到这一点。这样在创造方面就有了很明显的区别。第二方面,关于肌肉的训练,这方面和心性、才情的关系并不大,只要努力刻苦,都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但要像启功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在正确的轨道上重复”,才能有所进步,打好坚实的技法基础。但我们说书法家用笔动作的灵敏与否,是要看人的才气和反应的,有的人心性好,有才气,有灵气,一点就通,一通就灵,临摹什么像什么,学什么帖像什么帖,模仿什么风格,像什么风格,真是太神奇了,这当然和一个人的才气有关系。如历史上的临摹“怪才”米芾,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据专家考证,传为“三希”之一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就是米芾的临本。而有些人,反应迟钝,心手不灵,自然不能够“得心应手”。所以陆维钊先生很客观地认为,“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


书法是心灵的艺术,是书法家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心性即心法,关乎书法创作中的“技”,更关乎书法创作中的“道”。关于这一点,古代书论家多有精到的论述。郝经在《陵川集》中说:“书法即心法也。”(2)郝经直截了当地给我们点出了主题:书法即心法,用心作书,才能独抒性灵。盛熙明《法书考》曰:“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然挥运之妙,必由神悟;而操执之要,尤为先务也。每观古人墨迹存世,点画精妙,振动若生,盖其功用有自来矣。”(3)书法乃心灵的轨迹,得于心而应于手。挥运之妙,全由神悟。他既谈到了“心性”,又强调了“悟性”,同时也提到古人的“点画精妙,振动若生”,是来自于其深厚的基本功。盛熙明“挥运之妙,必由神悟”的观点,道出了书法创作的关键所在,即“用心悟书”,才能挥运自如。


项穆《书法雅言》云:“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4)项穆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统帅,心正则人正,笔会自然正。所以说书法是心法,“书法乃传心也”。宋曹《书法约言》云:“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5)宋曹则主张书法在乎心法,因此要用心转腕,以心用笔。由心至腕,再由腕至手,心手相应,才会自然妙绝。周星莲《临池管见》曰:“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6)周星莲既谈到了书法创作中的“心性”、“心法”,还谈到了我们前面论述的“意”。他要求以心为主,以心为上,由心主气,由气主腕,由腕主笔,然后笔墨和谐、畅达,无意而有意,无法而得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高妙、神明的书法创作境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书法家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标。项穆、宋曹和周星莲三个人主要讲的是书法与心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皆源自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记载,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7)《新唐书·柳公权传》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8)史书中这一记载,千秋传颂为柳公权“笔谏穆宗”,引申为柳公权有政治倾向和目的,当时唐穆宗荒淫无道,柳公权借书法之理来讽谏穆宗。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柳公权在这里并没有出于政治和笔谏方面的考虑,只是讲了书法的固然之理。关于柳公权“笔谏”之说,历代有许多评论:苏轼认为柳公权不仅仅是“讽谏”,说的也是书法的“固然之理”;杨宾认为不是“千秋笔谏”,而是“千秋笔诀”,并指出“一念不杂”即为“心正”;梁同书否定了“笔谏”之道学说,完全以毛笔的使用方法和特点作了解释。我们今天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柳公权的“千秋笔谏”确实也不是那么一回事。穆宗最初的用意问的是用笔之法,而柳公权的回答也是书法之理。所谓“心正”,即我们今天的书法家们在创作中所强调的“用心作书”;所谓“笔正”,即历代书法家在创作中所提倡的“中锋用笔”,和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9)  

 

2.顿悟与渐悟


“悟”有“顿悟”和“渐悟”之分,它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悟”为:了解、领会、觉醒。用之于艺术创作,即有了解艺术发展之规律,领会艺术创作之精神,启发艺术创作之灵感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悟”的下面有“悟道”和“悟性”两个词条。解释“悟道”为:领会道理或哲理。解释“悟性”为:指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能力。佛教上讲“悟”,有“顿悟”和“渐悟”之分。俗世间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亦讲“悟”,人和人的交往,获得知识、研究学问,特别是搞艺术创作,也讲“悟”,也有“顿悟”和“渐悟”之别。佛教上的悟,是悟佛理,悟佛道,讲究心身合一,入佛悟道。我们现实生活的悟,即悟生活的道理,悟人生的哲理,悟艺术的规律。虽然,悟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所采取的方法却是一样的,或顿悟,或渐悟,若有所悟,即为成矣。


艺术创造与“悟”有更密切的关系,如书论家盛熙明所言:“挥运之妙,必由神悟”。书法临摹和创作中,挥笔用腕,必由神悟,才能达到高妙绝伦的艺术境界。书法学习和创作上的悟有顿悟和渐悟之别,皆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时代不同、地域有别,创作者的修养、才情、教育背景不同,所悟的境界、效果则不同,就有了千差万别,这就自然产生了艺术水平高下之分和艺术风格特点之别,雄健、秀美、茂密、苍茫、拙厚、柔美、清丽、静逸等,风格多样,情趣盎然。我们说自然世界和人生正是因为有了许多的不同,有了阴阳之别、大小之异、主次之分、强弱之争、明暗之界、雄秀之变、高低之差等,才有了差别,才有了竞争,才有了变化,才有了奋发、努力和希望!人与人有了差别,就会有思想认识、艺术趣味、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差别,自然就有了“顿悟”和“渐悟”之分。有的书法家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才华横溢,亲和力强,善于学,贵于钻,模仿能力强,创造思维活跃,加之见多识广,所以能够茅塞顿开,突然之间能够善悟,心胸豁然开朗,眼前一片光明。这即是艺术创造上的“顿悟”。而有的书法家则为艺诚朴,基础扎实,功力深厚,临摹有方。但思想认识则放不开,稍稍有些保守,遇事喜欢精研力到,慢功出细活,循序渐进,不温不火,最终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功到自然成。这即是艺术创造的“渐悟”。我们说,“顿悟”靠艺术家的才情和修养,“渐悟”则靠艺术家的功力和修炼。不管是“顿悟”还是“渐悟”,都是艺术创作的殊途同归,只有风格方面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书法史上通过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善悟书理的书法家很多,有“顿悟”的,有“渐悟”的,有悟出笔法的,有悟出结构的,有悟出章法的,更有悟出书法的体势、韵味、风骨、灵感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的草书大家张旭。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10)张旭的草书最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又囊括了宇宙万物的一切自然生灵,从天到地,有动有静,无所不寓于书,所以他的艺术创造达到了“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高妙境界。这里张旭的艺术创造既有人心灵的感悟,又有大自然之助。成为古代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典型。特别是传为张旭所书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草书《肚痛帖》,真是绝妙之极。作品的内容很奇特,既不是什么诗,又不是什么词,而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作者突然肚子疼痛,不知是受凉,还是火气上升,取来一碗大黄汤中药,一喝就好,冷热俱有益。此作虽然是刻石,但线条流畅,笔道清晰,映带自如,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可以说是张旭本人心灵、情绪的综合反映,也是其对自然万物的真实感受,是书法家心灵和自然的有机交融所产生的杰作。正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略论书法》里分析的那样:“‘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他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一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它可以是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里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调的伟大生命之歌。……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11)从张旭书法创作的例证来看,加上我们对李泽厚先生所论的学习和理解,我们认识到书法艺术的“悟”,是建立在艺术家对人生和自然的综合感悟和综合体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注释:


(1)(2)(3)(4)(5)(6)(11)季伏昆《历代书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


(7)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


(9)倪文东《中国书法家全集·柳公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0)《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